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先后成立了二十家临时辅助医院和一家重伤医院，专门收治抗日战争中受伤的爱国将士以及战争中患病的难民，共救治伤员十万人之多，诊治民众上百万人次。在浙江省抗战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受到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关怀。据1940年档案记载，当年寒衣会赠拔服装费7500元。华侨慰劳团拔送慰问金1468元，华侨郑铭岩赠送药品折合现金1041元。

为了编写《丽水市人民医院院志》的需要，1986年11月我特地到上海拜访了首任院长孙序裳（又名孙宾甫，见图1）先生。丽水市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浙江省第一临时辅助医院，1937年9月7日成立于杭州，孙序裳先生是首任院长。同年10月临时辅助医院发展到九家时，浙江省政府于11月1日成立了“浙江省政府照料受伤将士办事处”，孙序裳先生调任秘书主任，具体负责和管理所有临时辅助医院事务，第一临时辅助医院院长由盛佩葱先生接任。1941年12月“浙江省政府照料荣誉军人办事处”撤销，孙序裳先生调任省卫生处处长，留下3家辅助医院归省卫生处管辖。

孙序裳先生是抗日战争期间亲历浙江20家临时辅助医院成立、发展壮大直至撤销的第一见证人。我的到访得到孙序裳先生的热情招待，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了第一临时辅助医院在杭州的一些情况后，又简要的介绍辅助医院成立、发展壮大直至撤销的过程……

 

民国26年（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将军率领下奋起抗战。大批受伤的爱国将士送入杭州。当时中央军政部在杭州医疗机构仅有一家第六后方医院，不能解决源源不断送来伤员的收治问题。浙江省主席朱家骅为弥补中央医疗机构的不足，尽到地方照料的责任，召开省府会议，决定成立“伤兵医院”。将此事交给了我，当时我刚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不久，正在整理并准备恢复已停诊多年的浙江病院。根据当时形势，我暂停恢复浙江病院的工作，以浙江病院为基地，广收浙江医学界享有威望的医学专家、教授、回国参加抗战的医学留学生以及国内医专毕业生加入爱国的行列，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发挥他们的医学一技之长，救死扶伤，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日本医科大学毕业，浙江颇负盛名的内科专家盛佩葱先生带领下，厉绥之、钱潮、程浩、王吉人、孙道夫、陈宗裳、赵竞初、郑介安、周用康、冯继芳、毛和振等人都加入了这一行列。

在临时向浙江病院借用了手术台、消毒具等设备约100件的情况下，于9月7日在杭州市望江门外海潮寺（解放后改建成杭州橡胶厂，保留了天王殿见图2，现为杭州中策橡胶有限公司）宣布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临时辅助医院，省政府委任我为该院院长，医院暂归省秘书处管辖。

 

为什么会取这个院名？因为当时医院是为弥补中央医疗机构不足而临时设立的，故称“临时辅助医院”，而沪战日趋激烈，一家医院将无济与事，为以后陆续增设医院预留空间，故称“第一”。当时第一临时辅助医院只有5幢房屋，其中3幢还是平房。仅几天时间就接收近800名伤兵，再无法容纳。

于是在同月分别在杭州市三天竺成立了第二临时辅助医院，省政府委任王佶为该院院长。在杭州市中天竺成立了第三临时辅助医院，省政府委任委厉绥之为院长。紧接着10月又在杭州上天竺、金华城隍庙（图3为金华城隍庙，曾设第五临时辅助医院）、杭州市刀茅巷、杭州市老东狱、杭州市梅东高桥、杭州市灵隐紫竹林处分别成立了第四、五、六、七、八、九临时辅助医院，省政府分别委任陈南萍、徐静波、江秉甫、何志姜、褚君谷、钱潮为这些医院院长。为便于危重伤员的及时抢救，又在杭州市梅东高桥成立了重伤医院，由褚承猷任院长。当时创伤手术是各医院的特长，开展的主要手术有四肢截断术、肋骨切除术、子弹及弹片取出术，腐骨及碎骨剔除术、血管结扎缝合术和肿瘤摘出术等。

 

 

随着“淞沪会战”的胶着、持续，杭州已接纳了上千的伤员，为了安排和照顾好这些抗日受伤将士，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浙江省政府照料受伤将士办事处”，提议由省府委员朱孔阳任总干事，周象贤及前保安处长宣铁吾任副总干事，调省卫生处处长黄胜白主持医务工作，调杭州市卫生科科长张信培主持总务工作。我任秘书主任，具体负责和管理临时辅助医院所有事务。

在此会议上我提出二项建议，一是伤兵源源不断地送入杭州，如何有效地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伤员转送到各临时辅助医院去，建议在杭州市南星桥成立临时（伤兵）接待所。二是杭州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可能，这样现有临时辅助医院就会发生危险，需要转移伤员，工作量较大。建议如果新建临时辅助医院，应设在杭州市周边的县比较合适。这二项建议得到省政府及参会者的肯定和支持。

民国26年（1937年）11月1日“浙江省政府照料受伤将士办事处”在杭州市省府内正式成立，重伤医院和第一至第九家临时辅助医院归办事处管辖，九家临时辅助医院均改称为“浙江地方第×临时辅助医院”。并以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名义，报中央军事委员会备案。分别函请军政部后方勤务部及战区兵站总监部督查指导。那时“淞沪会战”越打越激烈，送入的伤员越来越多，为解决伤员的转送问题，11月初在杭州市南星桥成立了临时（伤兵）接待所。又在绍兴柯桥、萧山、诸暨、余杭、余杭县塘栖、绍兴、杭州市南星桥成立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临时辅助医院；在我的提议下，由省政府委任王志华任接待所所长，张中刚、明怀敏、黄士杨、张铭相、郑药、赵竞初、杨士达分别任临时辅助医院院长。

 

民国26年（1937年）11月开始，“淞沪会战”越来越不利我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如果一旦侵占上海，侵略矛头就会直逼杭州。11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为保证伤员的安全，省政府决定钱塘江以北的临时辅助医院撤离杭州。在撤离前，我召集各医院院长开会，要求各临时辅助医院作好撤离前的准备工作，积极想方设法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支持抗日战争的企业和爱国人士筹集资金，大量购置药品和医疗器械。撤销设在杭州市梅东高桥的重伤医院、设在杭州市南星桥的第十六临时辅助医院和临时（伤兵）接待所，重伤医院以及各临时辅助医院内不能移动的危重伤员移交给杭州广济医院继续诊治。

 

 

省政府准备撤往永康方岩、“办事处”准备撤至永康县城内。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三临时辅助医院准备分别撤至永康、淳安、寿昌、分水、衢县、龙游、於潜、建德、兰溪等地设置，要求医院派人到这些地方实地考察，选择合适的新院址。如第一临时辅助医院派人实地考察后，选择离永康县城10华里的下李溪村（图4为下李溪村“敬亭公祠”，曾设门诊部）。

12月24日杭州沦陷前夕，临时辅助医院全部撤离了杭州。

“淞沪会战”爆发后，伤员绝大部分送入浙江，由各临时辅助医院诊治。同年12月初中央的伤兵医院迁入浙江东部一带逐歩增多，临时辅助医院未出院的伤员也部分转入这些医院。我方与日本侵略者隔钱塘江相持，伤员减少。我召集“办事处”人员研究后，留下三家临时辅助医院，即第一（在永康）、五（在金华）、十三（在兰溪）临时辅助医院，其他均予裁减撤消。

 

民国26年（1937年）12月24日，日军侵占杭州，杭嘉湖一带出现了许多抗日游击队，他们在深山老林中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解决这些伤员的收治问题。民国27年（1938年）1月省政府指示“办事处”，决定在大岚山麓的奉化亭下增设第十七临时辅助医院，由赵章强任院长。第一临时辅助医院在大盘山设立分院。2月撤销第十三临时辅助医院。为解决嵊县绍兴一带民众诊治疾病的需要，3月将第十七临时辅助医院撤入嵊县，原处改设分院。7月第十七临时辅助医院从嵊县撤入松阳，将大岚山麓的奉化亭下的分院改建为第十八临时辅助医院，由陈南平任院长。

杭州沦陷后，杭嘉湖一带的民众开始逃难，向南转移。当时浙江到处难民载道，颠沛流离，劳累、饥饿、疾病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民国27年（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主席黄季宽先生下令各临时辅助医院扩大收治范围，在救治战争伤员的同时，开放民众门诊。由于临时辅助医院分布在全省各地，战争期间无法集中开会。于是我指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用电报通知各临时辅助医院，设立门诊部。免费为战争中的难民和当地老百姓治病。当时各临时辅助医院设立主要医疗科室有：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产妇科等。各医院对民众门诊相当重视，每个主任均配给三个医官。当时中国人习惯于中医，对西医不了解，刚开始时病人不多，通过医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后，门诊病人才逐渐多起来，有的临时辅助医院每日病人达数百人，对西医在浙江乡村传播和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后来笔者查到1940年的档案，据记载1940年六家临时辅助医院共收治受伤抗战将士4388人；其中归队2340人，死亡135人；免费为民众治病207940人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浙江省流行鼠疫等多种传染病，各临时辅助医院在做好医疗工作的同时，积极协助做好防疫工作，如种痘、注射预防针、培训乡村卫生人员，进行卫生宣传，普及卫生知识等工作。

 

民国29年（1940年）1月日本侵占萧山、绍兴，遭到我方的顽强抵抗，伤员猛增。我召集“办事处”人员商量后，分别在嵊县、缙云增设第十九、二十临时辅助医院，由张铭相、伍绍初分别任院长。同时将第一临时辅助医院设在大盘山的分院迁入龙泉设置。同年5月中央命令，凡受伤将士一律尊称为“荣誉军人”，为此浙江省政府照料受伤将士办事处于6月1日起改称为浙江省政府照料荣誉军人办事处。7月1日所属的六家临时辅助医院改称为浙江省政府照料荣誉军人办事处第×辅助医院，去掉“临时”二字，番号也进行了更改。即第一、二（原第五）、三（原第十七）、四（原第十八）、五（原第十九）、六（原第二十）辅助医院。当年冬天总干事朱孔阳病故，由省府委员徐桴接任总干事。此时浙江战局较为稳定，伤员逐渐减少，为节省开支，经“办事处”研究决定，撤销二（原第五）、五（原第十九）、六（原第二十）三家辅助医院；第四（原第十八）辅助医院撤入武义设置。

民囯30年（1941年）4月“诸绍之役”爆发，新昌、嵊县、东阳、义乌各县的情况不明，且与军医疗机构一时失去联系，接收伤员发生了困难，于是“办事处”决定将设在永康县下李溪村的第一辅助医院撤入宣平县俞源村（现属武义县）。“诸绍之役”的伤员均由第一辅助医院单独接收和治疗。

同年12月“浙江省政府照料军人办事处”撤销，我调任省卫生处处长。民囯30年（1942）年1月第一、三（原第十七）、四（原第十八）三家辅助医院归“浙江省卫生处”管辖，并改称“浙江省第×辅助医院”，番号又一次进行了更改。即第一、二（原第十七，1940年7月改第三）、三（原第十八，1940年7月改第四）辅助医院。第一辅助医院又从宣平县俞源村迁回永康县下李溪村，院长盛佩葱先生前往永康县城郊水公山创办省立医院，2月起由孙从钦接任院长。第二辅助医院驻扎在松阳县，院长赵競初调任省卫生处主持第一科业务，2月起由郑树政接任院长。第三辅助医院驻扎在武义县，院长陈南平调任省卫生处主持第三科业务，2月起由周用康接任院长。

民囯31年（1942年）5月，日军为掠取军需资源，特别是优质莹石矿藏，发动了“浙赣战役”。调集四万兵力，从萧山、绍兴出发，把侵略矛头直指金华、衢州，于5月中旬沿东阳、永康包围金华、兰溪。省政府从永康方岩撤往云和县城。省卫生处从永康县城撤往云和县。省立医院从永康县城郊水公山撤往景宁县。第三辅助医院从武义县撤往景宁县沙湾。

当时第一辅助医院院长孙从钦回原籍鄞县探亲未归，院内无人负责，残乱万分。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和原院长盛佩葱先生紧忙赶到下李溪村，组织广大员工在仓忙中将装备抢运到丽水，然后装上木船，沿瓯江向云和进发。当一切工作完成后，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永康到丽水、松阳的。

在松阳我遇到随军至松阳的裘造时。此时战火纷飞，交通中断，第一辅助医院院长孙从钦无法返院，院内无主，面对接踵而来的伤员，实难应付，医院大有解体之势。因此在这危难之际，经我和盛佩葱先生推荐，由司令黃绍汯批准，委任裘造时为第一辅助医院院长。6月上旬裘造时驰奔云和县汤候门上任的当天，设备尚未安置，就接收“浙赣战役”送来的伤员300多人。汤候门村很小，但在裘造时院长直接组织和指挥下，经过一夜奋战，才将伤员安排妥当。

日本侵略军占领金华、衢州后，一路沿金（华）温（州）公路南侵，先后侵占了永康、缙云、丽水；另一路沿龙游，侵占遂昌、松阳；二路侵略军都威胁着云和。第一辅助医院首当其冲，于是于7月第一辅助医院撤至龙泉县（后设在龙泉的分院并入）。当年夏天，设在松阳的第二（原第十七，1940年7月改第三）辅助医院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当时该院院长郑树政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沉着将伤员转移。由于重伤员较多，行动缓慢，医院装备未能得到及时抢运，被日军破坏殆尽、财产损失惨重。9月第三（原第十八，1940年7月改第四）辅助医院院长周用康调回省卫生处，由刘起深接任。同年11月撤销第三（原第十八，1940年7月改第四）辅助医院。将装备、财产移交给第二（原第十七，1940年7月再改第三）辅助医院，由刘起深接任院长，再度开展工作。直至民囯32年（1943年）10月第二（原第十七，1940年7月改第三）辅助医院撤销。

民囯33年（1944年）7月，日本侵略军再次侵占丽水，“丽水之役”随之爆发。伤员增多，第一辅助医院又一次单独完成伤员的接收和治疗任务。10月“丽水之役”结束之后，我在云和召开了省卫生处会议，决定撤销最后的一家辅助医院——第一辅助医院。当电报发到设在龙泉县黄南（图5为黄南村叶氏宗祠，曾设住院部）的第一辅助医院后，院长裘造时不同意。原因是：民囯32月1月（1943年）第一辅助医院与浙江全省保安司令办公联合成立了“浙江全省保安司令办公厅军医院”，对内一套领导体制，对外两块牌子，兼办保安司令办公厅伤病官兵的诊治任务。省保安司令办公厅还需要她。其二是抗日战争以来浙江先后成立了二十家辅助医院，为救护伤病员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应该留个火种，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我认为裘造时院长的意见实实在在，经研究同意不予撤销。

 

 

民囯33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我签发了电令，第一辅助医院先迁入龙泉城内待命，准备迁回杭州。后又电令先迁入丽水，9月14日第一辅助医院到达丽水。丽水县参议院参议长周鼎组织了丽水专署、县府等单位联合向省政府报告，声称处州没有一个象样的医院，请求将该院留在丽水。经省政府和省卫生处同意后，我再次签发电令，将第一辅助医院定点丽水。10月改称浙江省立第五医院。1946年1月改称浙江省立处州医院，后几经易名，现称为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